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解说词：信仰——我们的故事（第二集）
第二集 壮志换新天
序
这是62年前的1950年3月18日，刊登在《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到：“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信的末尾，是留美学生署名，一共是53人。
而就在公开信发表前的1950年2月底，这封信的发起人已经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驶离了美国的旧金山港口，这个26岁的年轻人，叫朱光亚，他已经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如果留在美国工作，他将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和其他留学生，偏偏要回到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的祖国。今天有些人或许很难理解，但在当时，朱光亚的理由不仅充分，而且是那样充满激情。
【同期】朱光亚儿子朱明远：这个信念他一直是有的，就是为新中国。你要是问他为什么，这就是应了他那个好朋友叫彭桓武，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就是科学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有祖国，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海内外所有的炎黄子孙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期待。怎样回应这种期待，对中国共产党怎样践行自己的信仰，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新的挑战。对此，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的确，中国共产党人用28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应该怎样去建设一个新世界呢？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自己的信仰之旗上，抒写新的传奇。
信仰融入自强不屈的精神
鸟巢，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它以巨大的门式钢架结构组成，全部用钢量为11万吨，它是今天中国国力的一个小小的展示。但是，我们无法想象，1949年中国的钢产量，不论品种和质量，全部加起来也只能建一个半鸟巢。作为鸟巢用钢的生产企业之一，鞍钢见证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艰难岁月。
1948年2月，鞍钢回到了人民手中。但这个旧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1945年到1947年的3年时间里，由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已是千疮百孔，满目凄凉。当时，一位留用的日本冶炼专家断言：现在，中国人只能在这里种高粱。要出钢至少得要20年后。那时候，中国不仅仅没有钢铁，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毛泽东曾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今天的鞍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然而，这样的辉煌是从60多年前开始的，是用一个个破旧的螺栓、阀门甚至是不起眼的小小螺丝钉铸成的。在今天鞍钢的一座座高炉下面，依然保留了许多小铁屋，这里存放着炼铁高炉的1000多种零配件。这样的仓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孟泰仓库。
1948年的冬天，已经离开鞍钢两年的老工人孟泰被军代表请回了鞍钢，而当时孟泰一家已经断粮。
【同期】孟泰长女孟庆珍：你们要是解放鞍山再晚一个礼拜，我们家就能死几口人，现在一颗粮食没有。他(军代表)说，哎呀，立刻就告诉警卫员给他拿了有50斤苞米，那个苞米真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所以说老父亲也好、我也好，就到现在这个事儿我记忆犹新，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党的温暖，救了我们全家。
让孟泰最感动的是，军代表告诉他，从今天开始，鞍钢属于像他这样的普通工人。从今天开始，鞍钢生产的每一吨钢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同期】孟泰长女孟庆珍：我怎么能报答党的恩情，所以他就拿高炉也好，拿工厂真正当自己的家。所以鞍钢恢复生产的时候，我们工人要有志气，一定要把铁出来、钢出来。
当时的鞍钢，方圆十几公里，孟泰带着他的工友奔波在十里厂区，拣回一根根铁线、一颗颗螺丝钉、一件件备品。短短数月，回收了上千种材料，捡回上万个零备件。在他的带动下，鞍山全市居民献交炼钢器材21万多件，炼铁高炉逐步恢复了起来。1949年6月，2号高炉流淌出第一炉铁水。从一片废墟到恢复生机，鞍钢人仅仅用了16个月。两个月之后的8月1日，孟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了新的政治生命。从此，孟泰“跟着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走上了一条坚定的信仰之路。
中南海怀仁堂，解放以前一直是王公贵胄出入的地方。1950年9月25日，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孟泰和463位普通劳动者走进这座殿堂，他们共有一个闪光的名字——“劳动模范”。在他们的笑容中绽放的，是一种新的激情和信仰，那就是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转化自强不屈的精神，通过自己的劳动奉献建设起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这样把普通劳动者和新中国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了一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有了这些用新的信仰武装起来的普通劳动者，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人民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卷。然而，就在这些劳动模范走进中南海10多天后，一场血火考验就不期而至。
【同期】鸭绿江大桥管理处讲解员：鸭绿江断桥，是鸭绿江上的第一座单线铁路桥，始建于1909年，1911年竣工通车，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请大家随我指的方向看，前面那个钢梁上的弹孔和弹眼，就是当时美军飞机轰炸的时候留下来的……
1950年秋天，在美军轰炸机的轰炸下，鸭绿江大桥成为一座断桥，新生的共和国刚刚庆祝完第一个生日，就不得不面对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挑战。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同时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而当时的中国，钢产量只有60万吨，基本上没有军事工业，部队的装备是缴获的“万国牌”。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的战争，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完全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不战，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将无法挺起胸膛，就没有光明的前景。而力量对比悬殊，注定了战争的残酷性。但就是在如此力量悬殊的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屈的精神，同保家卫国的目标，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正是在这样的信仰感召下，他们以血肉之躯为新中国赢得了胜利和尊严。
1950年11月29日，志愿军连长、共产党员杨根思带一个排扼守一处高地，此前已连续击退号称“王牌军”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8次进攻。这时，全排只剩下杨根思和两名伤员。面对敌人的第9次进攻，已经负伤的杨根思平静地对两个伤员说：“你们下去，把重机枪带下去，不能留给美国鬼子。”战友走后，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拉着了最后一个炸药包的导火索，纵身扑向敌人。
在先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290余万志愿军官兵中，有11万多像杨根思这样的英雄儿女在作战中牺牲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
【同期】志愿军老战士李长熹：那时候冲在最前面的，可以说都是共产党员。我现在回想起来，所以战争取得胜利，对这些人来讲，(他们的)功劳最大。
【字幕】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河口村断桥志愿军过江处
为保家卫国，这些英雄儿女在刚刚跨进新中国门槛的时候，倒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其中就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当时是北京机器总厂的党总支副书记，他是第一批报名参加的志愿军战士。但是，他别离新婚妻子到朝鲜仅仅34天，就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毛岸英出发前，毛泽东曾同人谈起：“我是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又派谁的儿子去呢？”毛岸英牺牲后，他把毛岸英穿过的一件白衬衣珍藏到自己去世。1953年4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专门接见了一位来自四川农村的老母亲邓芳芝，因为她像毛泽东一样，儿子也牺牲在了朝鲜。她的儿子，就是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敌人机枪的黄继光。领袖和人民，同样的付出，同样的感情，为的是同一个信仰，那就是自强不屈地建设和保卫新中国。
上世纪50年代初，边打边建的新中国，只用了3年时间，就实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巨大进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多年来共产党人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就这样从理想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信仰是“一团火”、“一滴水”
北京王府井商业街，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据说平均每天要接待60万名游客，被称为“中国第一街”。位于王府井大街中段的百货大楼门前，有一座雕像，他就是曾经在这里工作了32年，接待过近400万名顾客的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当年，张秉贵站柜台，被称为“燕京第九景”，就像北京的传统名胜“燕京八景”一样，充满魅力。
【同期】张秉贵徒弟杜学昌：张师傅一到售货的时候，都是里三层外三层。
【同期】张秉贵儿子张朝和：第一层就是买糖的，第二层啊就是观摩的，好多人都在那围着，有的外地顾客说，这卖什么的？
【同期】张秉贵售货：首都糖的样数比较多，一样拿上二两好不好？一样都来点好不好？
张秉贵有几手绝活，最著名的就是“一抓准”。不管顾客想要几斤几两，他都能一抓一个准。
【同期】张秉贵徒弟杜学昌：一抓，98%、99%，你看这秤稍微有一点，他有时候有一个小动作，一点，就是扔进一块，正好正好。
【同期】张秉贵售货：还有什么好的？还有一种带巧克力味道的奶油糖，那好那好……
在张秉贵的柜台前，许多人第一次发现，如此平凡的一种劳动，原来也能给人带来这么多的快乐。
【同期】张秉贵儿子张朝和：他能够抓住顾客的心理，能够不让人急躁，又都很高兴，买了糖不光就吃点糖，他真是把温馨甜蜜传递到我们。
在卖糖的同时，把温暖送到顾客的心里。这样的服务，被称为张秉贵的“一团火”精神。正是心里对待顾客有温暖的“一团火”，才可能有“一抓准”、“一口清”的劳动水平。
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让劳动放射出灿烂的光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带来尊严，劳动是一种美德，劳动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劳动更是共产党员信仰最朴实的实现形式。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着生活的岗位？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写下这段文字的，是一个21岁的青年战士，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雷锋。1962年，雷锋在工作中牺牲时，只有22岁。与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雷锋也喜欢时尚、热爱生活。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为什么却能够感动那么多人的心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雷锋做的事，件件平凡。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存起来的钱，寄给受灾人民。他经常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部队驻地附近车站，扶老携幼，迎送旅客。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担任校外辅导员，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激励少年一代的成长。这些平凡的小事汇聚起来，却是那样的不凡，这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生前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锤炼，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以学到。他又是伟大的，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能学到。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但要升华为雷锋式的“一滴水”，却必须用信仰去净化，用奉献去呵护，用执着去努力。这就是“雷锋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人的信仰，立下的时代坐标。
信仰凝聚出创业精神
【字幕】2011年11月14日，大庆1205钻井队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搬迁
经过一天的努力，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又一口新井即将开钻。这一天，也是1205钻井队老队长王进喜去世41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队员们以特有的方式，纪念他们的老队长，一个为中国石油工业奋斗一生的共产党员。1959年10月，王进喜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国庆10年庆典。一天，他路过沙滩北大红楼附近时，看到公共汽车上背着“大包袱”，就问身边的人：“汽车背的是啥？”有人告诉他：“那是煤气包，因为国家缺油，公共汽车改烧煤气了。”国家缺油到这个程度，对石油工人来说，实在是说不出来的痛楚。这位坚强的西北汉子，蹲在街头哭了起来。
【同期】原1205钻井队钻井工人许万明：那煤气包压在汽车上不沉，压我们身上就沉，我们是搞石油的、搞钻井的，不钻井不打井哪来的石油？
1960年春，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在东北大庆展开。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同期】王进喜在会战大会上讲话：就这问题必须甩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是当年留下的真实画面，王进喜带领他的工友们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
【同期】原1205钻井队钻井工人杨天元：大伙就是拉的时候喊号子，同志们呀，嗨呦，加油拉呀，嗨呦。我们的铁人就是这样喊着那号子。
仅仅4天时间，一座重60吨、高40米的井架竖立在大庆的茫茫荒原上。然而，没有打井用的水，无法开钻。
【同期】原1205钻井队钻井工人许万明：首先他问，他说小鬼你看，你给我想个办法，没有水怎么办？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说队长，我们从老百姓家里吃水的井里往回来端。赵长礼他就说了，许万明你瞎说，哪个国家有端水开钻的。我们的队长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小鬼，就我们国家，我们来实践。
王进喜组织大家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4月19日，萨55井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王进喜带领的1205钻井队首次创下了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这样的画面为我们永远地保存下了铁人精神的力量。王进喜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矛盾。这些质朴无华的语言，每一句都闪耀着信仰的光芒。这是什么信仰，是共产党人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艰苦创业的信仰。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怎样的精神风貌？一个国家，在艰辛创业的奋斗中，能够达到怎样的精神高度？在那段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凝结出的创业精神，给了我们答案。给我们提交答案的，远不只王铁人一个人。
在今天的河南省林州市，有这样一个旅游景点：一条缠绕在半山腰的水渠，不仅吸引着游客的目光，同时浇灌着林州54万亩良田。然而，60多年前，林县还流传着“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的哀怨，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这样的面貌能够改变吗？林县人要用壮志换新天。他们决定“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劈山修渠，要把漳河水引入林县。1960年正月十五这一天，林县人没有过传统的元宵节，而是扛起铁锹，推着小推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太行深处。从1960年2月开始，中共林县县委组织数万民工动工修建红旗渠。在这个难以想象的建设工程中，哪里最苦最险，哪里就有共产党人。
【同期】原红旗渠“铁姑娘突击队”队长李改云：一听说修渠，我说这次修渠我去，我带人去，不把水引到林县来，我就不回来，我非要跟水一块回来，这就是我给支书表的态。
这段影像，最真实地记录了修建红旗渠的艰险，人们腰系绳索，在悬崖上作业。稍有不慎，就有撞伤身体、甚至掉下悬崖的危险。在一次爆破作业中，发生了山体崩塌，眼看着山上滚滚而下的巨石，铁姑娘队队长李改云一把推开来不及躲避的队友，自己却被埋在乱石堆下，付出了一条腿终身残疾的代价。
【同期】原红旗渠“铁姑娘突击队”队长李改云：宁愿流血，也不流泪，我就是牺牲了我自己，不就是一个人吗？我说渠水要来了以后，多少人能用上，祖祖辈辈的都有了水。
1965年4月5日，林县人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红旗渠分水岭，亲眼见证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幸福时刻——总干渠通水仪式。经过五年零两个月的艰苦奋斗，这条长70.6公里的人间天河，奇迹般地穿行在蜿蜒起伏的太行山腰。
【字幕】经过十年奋战，最终完成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共1500公里，灌溉面积达到54万亩。
【同期】年轻人在红旗渠青年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今天，红旗渠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青年洞成为红旗渠精神的标志性景点，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艰难奇迹多，创业艰难，精神昂扬。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信仰铸就了一座又一座精神的丰碑。在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创造了“抗美援朝精神”；在没有石油的时候，迸发出“大庆精神”；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诞生了“雷锋精神”；为了让旧貌换新颜，涌现出“红旗渠精神”。
信仰铸就公仆本色
1956年，在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一位诗人写下了这样的感触：“不要忘山乡水村的那些母亲，不要忘一同睡过破炕席的兄弟，也不要忘缝缝补补的姐妹情谊，他们的烦恼和困难要多多深思。这是我们的本色也是我们的来历，把它像石碑一样刻在心里！人民，这就是共产党员的上帝，所有的上帝都比不上他那样神奇！”诗人能用美丽语言诠释的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是因为有更多的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给他们提供了动人的素材。
1962年12月，焦裕禄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他一到任，就投入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临终前，他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他要看着群众把沙丘治好。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当中，“把人民装在心里”的著名公仆，还有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
离厦门不远，有一个绿树掩映的海岛——东山岛。岛上绿树成荫，气候宜人，有近21万人居住在这个方圆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由于生态条件好，这里养殖的鲍鱼一直是周边市场上的畅销货。
【同期】村民祭拜谷文昌
在岛上，这样的祭拜活动每年清明都会举行，“先祭谷公，再祭祖宗。”已经是东山人不成文的一个习俗。老百姓年年祭拜的这位谷公，就是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1950年，当谷文昌随解放军南下来到东山时，他看到的是风沙肆虐的景象。东山岛一年有大半时间刮6级以上大风，曾经有11个村庄被风沙掩埋，年年都有人外出逃荒。
【同期】原任谷文昌通讯员朱才茂：有一天下乡，看到凉亭那边一大堆人，穿的都是衣衫褴褛的，他就问你们要干啥？他说我们是山口人，每年有种下去就没有收成，太苦了，饿着肚子。他说北边在做普渡，我们想到那边去乞讨。他听了以后，我听警卫讲，他的眼眶都红了。他说我是县长，共产党派我来这里，就是要改变这里的环境，使你们的生活好起来，不要乞讨，跟我回去。就这样开始谋划制服风沙。
谷文昌带领大家在东山岛风沙最严重的3个灾区种下了2万多株木麻黄。然而，一场倒春寒，刚刚种下的木麻黄几乎全部死掉，仅仅存活了9株。这个时候，谷文昌来到白城林地，把活下来的9株木麻黄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同期】东山县林业局原副局长林嫩惠：他满怀信心的对群众说，你们看不是还活了9株吗？有这9株，就有90株，就有900株、就有9000株。他指天发誓，我们要向沙滩宣战，不制服东山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到1964年，全县造林就已经达到82000亩，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完成了绿化，在194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荒芜的东山岛终于变成了美丽的绿岛。1981年谷文昌病逝后，当地群众把他的骨灰埋在了木麻黄掩映的东山岛上。每逢敬宗祭祖时节，老百姓都要首先祭奠这位为东山人民造福的共产党人。
【同期】东山县林业局原副局长林嫩惠：大家对谷书记的感情(很深)，因为他为人民服务，他把人民装在心里，所以人民也把他放在心里。
在江西省莲花县玉壶山上，也有一座墓碑：老红军甘祖昌就长眠在这里。甘祖昌1927年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头部曾三次负重伤，1957年，已经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解放军少将的甘祖昌，主动要求辞去领导职务，带着全家回到了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务农。
【同期】莲花县党史办主任李谷城：组织上批准他到庐山，到什么地方去休养，他认为吃了人民的饭，不给人民做事，心里过不去。他就跟家里人说，他说我们这次回来不是回来当官，也不是回来做老爷、做地主，我们是回来种田。
回乡29年，甘祖昌和乡亲们一起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甘祖昌离职回乡，工资还保留着将军的待遇，这些钱用在集体生产和帮助贫困户的，有据可查的就达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29年全部工资的80%，而他对自己却总是省吃俭用。
【同期】甘祖昌妻子龚全珍：养猪全部卖给国家，那弟弟们很有意见，说每家每户过年都要杀个猪，吃肉，可我们家里，在一起住了5年，没有杀过猪，弟弟们就觉得跟这个哥哥在一起，一点便宜也占不到，而且还吃亏，后来干脆就分家了。几兄弟分开了，跟儿子也分开了。
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的回答是：“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1986年3月28日上午，躺在病床上的甘祖昌交待老伴：“下次领了工资，再买些化肥，送给贫困户。”这是他最后的心愿。当天中午，他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他一生征程万里，从不肯停下来歇歇脚步，留下的是淡泊名利、心系人民的公仆本色。公仆本色，是检验信仰真伪的试金石，是衡量信仰坚定性的标尺。做人民的公仆，是解读共产党人信仰最可宝贵的密码。信仰，是一种可以传递、可以倍增、可以扎根的力量，有了千千万万以生命践行信仰的带头人，跟随党的队伍必定会越走越长。
站在信仰的旗帜下
1955年10月8日，冲破重重阻碍，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而当时，他已经是名扬美国的空气动力学家。
【字幕】1955年10月1日 国庆阅兵式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制造出自己的汽车、飞机，部队使用的主要还是苏式装备，尖端武器的研制更是一张白纸。拥有自己的尖端武器，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求。
【同期】钱学森生前采访资料：陈赓大将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归国后，钱学森开始主持导弹研发工作。在当时，他是唯一一位见过导弹的中国人。许多与导弹相关的术语，都是由他亲自翻译的。1959年11月12日，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他后来回忆说：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从此，钱学森把一名科学家的理性、良知和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有人问起他的人生选择时，钱学森的回答是：“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只努力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已，尚不知是否真够格。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做一点事也是应该的。”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活力和成就，让信仰的旗帜更具魅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站在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之旗下面，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报国情怀，更承载着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58年入党的时候，已临近古稀之年，但他却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刚刚开始”。数学家华罗庚1958年就申请入党，当1979年获得批准时，他在一首词中表达出这样的心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表彰的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19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中有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个。1958年8月的一天上午，当时身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的邓稼先，走进了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
【同期】邓稼先妻子许鹿希：那一天他回来比较晚，他说我要调动工作了。他只告诉我他要调动工作，我后来问他调哪儿去，他说不能说。我说调什么工作，做什么事，他说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们通信，他说大概也不行。他说如果我能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价值，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从那一天起，邓稼先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核试验场，整整度过了8年的单身汉生活。在中国一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亲自现场指挥。1979年，一次空投核弹的试验出现故障，作为这次核弹试验签字负责人的邓稼先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到实地查看核弹具体情况。他竟用双手捧起了含有剧毒的碎弹片。在随后的一次住院检查中，邓稼先身体各项指标均不正常。
【同期】邓稼先妻子许鹿希：那次我就真急了，就跟邓稼先跺着脚跟他吵。我非常害怕他得肝癌，我说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得脱离一段，你一定得休息一段，你先别回去，他不肯，很快就回去了。
1985年国庆节那天，在癌症扩散无法医治的时候，邓稼先提出的要求是去看看天安门。邓稼先临终前留下的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同期】邓稼先妻子许鹿希：邓稼先有一句话他经常说，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他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对他来说他做到了。
直到邓稼先去世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有这样一批国防科技专家默默奉献的故事。早在1959年，当中国决策研制原子弹后，一批科技专家突然消失了，在任何报道或学术会议中，都没有了他们的消息，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正是这些人，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不仅创造了“两弹一星”的科学奇迹，还创造了激励后人的“两弹一星”精神。
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信仰的旗帜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当时的一位诗人，曾经这样吟唱：未来世界的主人啊，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你们的生活，纵然千百倍地胜过当今，也不会有一个早上，忘记了这一代人的困苦艰辛！